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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的参与度比较高

时间:2018-04-26 09:39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近段时间,国产芯片业的现状与发展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同时也引发了业界关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未来发展路径的诸多思考。
  那么,我国未来如何尽快破解“缺芯”之痛?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创新突破口应该如何选择?为此,记者采访了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科奕,这家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全部自主CPU、DSP和AI等IP的高端异构计算芯片设计公司。
  华夏芯董事长李科奕
  两线战略:一条是底线,一条是天际线
  记者:近期的中兴通讯事件使得集成电路成为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看待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目前的整体发展状况?
  李科奕:总体而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大多还只是“点”上的突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层面上整体实力与先进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相当大的局面。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有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格局中,与经济体量第一的美国具有一定的产业相互依存度,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事实上,中美之间的集成电路之争,不必演变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通过做出原创性、革命性的创新,共同担负起推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乃至人类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责任。
  当然,如何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特别是在中兴通讯事件背景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界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唯有“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自高自大,在困难中砥砺前行,才能真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的春天。
  记者:根据您的理解,包括政府资源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源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功效?
  李科奕:我认为,一定要分清楚哪些环节需要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哪些环节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集成电路产业有自身的技术发展规律,其中一部分领域的发展可以采用类似于航天、军工常见的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方式,但大部分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的最终选择权在于市场。因此,中国集成电路发展可以采取两条主线的发展战略:一条是底线,一条是天际线。
  所谓底线战略,就是基于国家信息安全,必须要拥有的技术,包括国产桌面CPU、操作系统、关键生产工艺及设备。这些领域完全可以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可以是完全封闭的,也可以是部分开放,甚至完全开放的生态;可以不必追求性能先进,但必须安全可控,采取“你有、我也有”的战略,目的是避免被卡脖子,也可以瞄准全球最先进水平,进行系统性攻关。
  另外一条天际线战略,就是鼓励创新,特别是前沿创新、颠覆式创新、原始创新。这些领域应该交由社会资源来主导,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主流,甚至自己发展成为主流。中国3G、4G、5G的发展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职责应该更多地专注产业政策,改善集成电路发展的商业环境,使得集成电路的4大链条: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形成合力,更具体的就是“完善金融、财税、国际贸易、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优化市场环境,更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
  初创和中小公司是行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记者: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集成电路的集中度不够,中小公司太多,导致资源分散,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李科奕:如果单看制造环节,的确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主要是新的生产厂的投入大幅度提升。但是,在设计环节,虽然过去10年设计公司之间的并购此起彼伏,全球前10名的设计公司排序不断变化,创新仍然是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线。
  个人认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标志不在于哪一天华为战胜了高通,而在于中国是否形成了一个由学术界、初创公司、中小企业到行业巨头组成的完整的创新链条。纵观全球集成电路发展史,在每一次集成电路技术换代、产业转型时,新的产业领导者往往不是之前的行业垄断者。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Intel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英伟达。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RISC V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对ARM的威胁。一般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往往出自小公司,因为它们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因此,初创公司、中小公司才是行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即使ARM、英伟达等现在的巨头,在一开始都是寂寂无名的小公司。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具有创新活力的小公司最终都被大公司收购,成为大公司技术创新的源泉。
  记者:华夏芯是一家IP公司,目前中国绝大多数芯片设计公司都已经授权了ARM公司的IP,华夏芯的市场策略是什么?
  李科奕:一家国外的IP巨头垄断了中国的高端处理器设计,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IP是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最上游的节点,代表着芯片设计的核心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下游的产业发展辐射和带动作用巨大。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ARM,而不是把中国集成电路的核心知识产权、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寄托在别人身上,应该完善和完备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关键IP节点。我们只需要给予外资巨头和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更加公平的市场地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中国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一定会迅速得到改观。
  华夏芯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全自主64位高端CPU、DSP、AI等处理器IP核、从事IP授权和芯片定制化设计的商业化集成电路企业。我们是全球芯片公司和终端产品厂商的深度合作伙伴。在应用选择上,我们一直瞄准智能驾驶、安防监控、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等新兴领域,一是看好这些领域的未来的市场潜力,二是这些领域不存在所谓的“生态问题”和垄断巨头。
  集成电路产业需要培育非对称性竞争优势
  记者:你一直提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迁移,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进一步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
  李科奕:过去几年,美国的确在多个领域出现了产业优势明显下滑的局面,但依然拥有一个集人才、资本、教育科研、产业应用为一体的全球最强大的创新体系。
  我国在现有基础条件下,没有必要、也很难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每个节点都和美国展开全面的竞争。我们需要有全球战略视野,才能最终把握世界半导体产业的话语权。另外,韩国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韩国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集成电路一举超越钢铁、造船、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占比达17%。韩国最为核心的经验在于政府与企业长期持续的自主创新的投入和逆周期投资。以处理器为例,韩国政府和三星一直积极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CPU、GPU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什么韩国可以,而中国不可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方面。
  记者:就目前而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创新突破口应该如何选择?什么领域可以成为突破口?
  李科奕: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在全球化分工的现实环境下,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做到全产业链布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准产业的突破口,培育非对称性竞争优势。这样的突破口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撑。要对下游产业具有规模带动效应。因此,我认为新一代的异构计算平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给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给芯片提出了全新的计算、功耗等方面的要求。基于异构计算架构的芯片,或称之为“CPU+”,把CPU、GPU、DSP、加速器等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内核高效地融合在同一颗芯片上,实现协同运算、协同存储与协同管理,在性能、功耗等技术指标上与现有同构多核处理器相比,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提高。
  异构计算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赶超机遇,因为在这个领域,大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技术方面中国甚至有优势。如果我国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大投入,完全有可能深度影响甚至引领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新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实现我们期盼已久的“换道超车”。美丽的坦桑尼亚是狮子王的故乡,但是它也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政府、苏科因农业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坦农业合作田间论坛暨中坦“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范工程”项目启动仪式。这是一个中国高校帮助非洲人民填饱肚子、充实仓廪的故事。别看如今收获了掌声和赞誉,一开始却连团队内部人员都对其效果“半信半疑”。
  历时六年的准备
  这位对成效“半信半疑”的教师,就是后期加入项目的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中国农大教授唐丽霞。“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成功推广农业技术的例子实在是太屈指可数了。”
  唐丽霞表示,农技推广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常见的一个画面是,专家在,老百姓对项目有印象,专家一走,项目也就跟着没有了。
  项目无法落地,这的确是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遇到的一个难题。
  2011年,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中国农大教授李小云,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中国农大副教授周圣坤来到坦桑尼亚的莫罗戈罗省。在那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农发集团共同选择了坦桑尼亚的一个村子——佩雅佩雅村,建立了第一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
  从2012年起,中国农大教授通过改进玉米种植技术来提高产量、提高收入,主要进行农业技术示范、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及能力建设等,促进政府和村民互动,开展各种形式的考察、培训和田间指导活动。
  在佩雅佩雅村,中国专家的参与度比较高,这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来说是一个挑战。很快,他们和唐丽霞一样陷入了同样的担忧,“当中国专家撤出以后,如何能够继续采纳和推广中国的农业技术?”
  为此,2013年,他们探索出由政府“包村包户”,在农户层面实施玉米密植栽培技术。一开始就由当地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为主导,中国技术专家参与交流和讨论,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技术推广方案,项目的管理主要还是依托该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和村长。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村庄瓦辛巴村作为试点。
  直到2017年,唐丽霞来到瓦辛巴村,向村民询问如何用中国方法种玉米,“后期中国团队并没有干预,但他们仍然能准确地描述怎么点播、起垄种植,如何保持株距、行距,怎样建苗……和中国专家设计的劳动密集型方案完全一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对技术的掌握已经变成了自我生计的知识。”这让她很是触动。
  观念转变最可贵
  在非洲,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种植习惯是随意撒播,不进行行距、株距的测量。粗放式的生产往往带来的是效率低下,而在她们心中也有一笔“成本账”,与其种植,不如不种。
  每年到非洲农业扶贫的队伍无数,但多数人悻悻而归。教授扶贫并不在于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在于无法“因地制宜”。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多地少,最好的发展道路是实行机械化。然而,政府贫穷、工业水平低下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发展。政府无力兴建灌溉设施,制约了中国把成熟的灌溉技术推广到非洲。甚至,当地农民无力负担一吨价格高达400至500美元的尿素,化肥的使用也很受限制。
  条条道路被封死,李小云意识到无法简单地把中国技术移植到非洲。他提出了平行经验的分享,把符合非洲发展水平的做法,也就是我国贫困地区——西北旱作技术推广到非洲,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他举例,玉米密植技术要求掌握株距、行距以及点播、精播。他们引入古老的“中国智慧”,用木棍、小绳控制株距、行距,和非洲技术员一起摸索,只要播种两粒种子就会有最大的收获。“在非洲讲中国故事,要到田间地头讲,不能讲现在的中国故事,而是要讲适合非洲发展阶段的历史故事。”
  为了让农民在不用借钱的情况下产生资本,他们并不鼓励每户一口气种100亩,而是每户先种10亩试验田。从2011年至今,已有近500户农户采用玉米密植技术,推广面积近3000亩,产量由每亩5~10袋(当地计量单位)增加到15~25袋。
  产量上升直接反映在农村经济的活跃度上。盖新房、买自行车的人多了起来。村里的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过去两个月去城里进一次货,如今一个月要去两次。农民也开始有了储蓄意识,不再像从前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中国技术让他们意识到投入与不投入的差异,激发了他们靠自己努力发展生产的原动力,观念的转变最难能可贵。”唐丽霞说。
  不单纯推广玉米技术
  李小云告诉记者,团队并不单纯地推广玉米技术,还研究非洲发展模式。成员由社会学、人类学、林学、农学等师生组成。
  作为项目组一员,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马俊乐曾两次来到坦桑尼亚,“去了非洲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贫困,才知道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需要国际发展援助”。
  他告诉记者,一方面,中国有大量人口、投资在非,他们的利益需要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在对非进口中获得贸易差。从这两个角度而言,“我们确实需要帮助非洲。”
  伴随着项目组走出去、引进来,了解实情、热衷国际援助的不止他一个。每年都有来自中国农大国际发展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来到坦桑尼亚的村庄、大学、政府机构进行实习、调研。同样,每年还有三四十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来到中国农大的农业发展专业就读。中国农大由此成为国内第一所本科生到非洲正式实习、在国内较早招收非洲学生的高校。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农大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南南农业合作探索,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非洲的探索。
  李小云表示,下一阶段,中国农业大学将扩大实验范围,在莫罗戈罗省10个县10个村帮助1000户农民提高将近1万亩的玉米产量,这一项目被称之为“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范工程”。该项目还将继续坚持“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中国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管理方式”两种模式,将探索的范围推广至民间交往、科技开发、粮食安全、减贫项目等,从而推动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形成更多可操作性的发展方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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